首页 >> 公司新闻>> 正文

如何巧用海事措施解决贸易争议

点击数:211    发布日期:2015-09-21

    国际贸易纠纷的诉讼/仲裁程序均属事后补救措施,其程序的繁琐以及执行的困难,想必任何曾身处其中的企业均深有感触。笔者有幸专业从事海事和国际贸易法律实践多年,通过大量的实务案例操作发现绝大部分可能存在国际贸易纠纷风险的案件在争议形成当时,国内企业如能合理及时地运用海运知识、巧用海事特别保全措施,在争议事件发生当时即实现对相关主体的有效制约,可减少甚至避免后续国际贸易纠纷案可能对国内企业利益的损害。
    案情回顾
    案例1:2012年2月12日,A公司与国外卖方B公司签订橡胶购买合同,CIF青岛交货。装船期约定为2012年4月底。合同签订后A公司向B公司支付了20%的预付款。船公司网站显示涉案货物实际装船时间为2012年5月5日,然而,为了符合合同约定装船时间以及应付结汇的需要,B公司串通无船承运人将提单上的装船时间倒签为4月30日。倒签提单的行为已构成海运欺诈和严重违约,根据合同约定的英国法可以据此解除合同,拒收货物。A公司为此拒付信用证货款并将信用证下单证全部退回。货物抵达青岛港后,B公司对倒签提单的事实矢口否认并威胁如不支付剩余货款要没收叁拾多万美元的预付款、并转售货物给其他买家。A公司据此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载货物,并责令B公司提供大于预付款金额的担保。另查明:合同约定新加坡仲裁,申请扣押船载货物当时货物已经从船上卸到了码头。
    案例2:2011年6月,案外人荷兰F公司向C公司订购8个集装箱的角向磨光机,金额为90万美元,信用证付款,信用证最迟装运期为10月24日,FOB条款,指定货代为D公司,但实际操作是由C公司负责向D公司订舱。C公司向D公司订舱,要求订10月18日左右的船,D公司当天确认船期为10月20日和法国达飞船公司。整票货物于17日报关放行,D公司向C公司提供了20日装船、船名航次为XX的提单确认件。然10月18日下午D公司突然邮件通知C公司称荷兰公司要求推迟装船期到10月27日并表示荷兰公司会更改信用证,取消了原定的20日的船期。经查实,荷兰F公司推迟装运期是因为其财务出现问题有破产的可能,而对C公司而言如无法在24日即信用证最后装船期内装船,将导致C公司收不到信用证下货款。因此,对原告而言,赶在最后装船期前立即出运货物十分重要。
    海事措施及运用成果
    一、海事请求保全特有制度—申请扣押船载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法》(下称《海诉法》)第44条的规定,海事请求人为保障其海事请求的实现,可以申请扣押船载货物。申请扣押的船载货物,应当属于被请求人所有。 这是《海诉法》特有的一种海事请求保全制度。
    案例1:中是否能适用《海诉法》扣押船载货物的制度?这涉及扣押船载货物的管辖问题。
    《海诉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海事请求保全,应当向被保全的财产所在地海事法院提出。”该法第14条规定:“海事请求保全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该解释第21条规定:“诉讼或者仲裁前申请海事请求保全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外国法院已受理相关海事案件或者有关纠纷已经提交仲裁,但涉案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向财产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的,海事法院应当受理。”因此,尽管有国外仲裁的约定,仲裁前当事人可以向中国海事法院申请海事请求保全包括申请扣押船载货物。
     此外,《海诉法》司法解释第20条规定:“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3条规定的被保全的财产所在地指船舶的所在地或者货物的所在地。当事人在诉讼前对已经卸载但在承运人掌管之下的货物申请海事请求保全,如果货物所在地不在海事法院管辖区域的,可以向卸货港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提出,也可以向货物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法院提出。”因此,尽管货物已从船上卸到码头,但如果能证明涉案货物仍在承运人掌管之下,申请人有管辖法院的选择权,既可选择卸货港所在地的海事法院也可选择货物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法院。
     因B公司货物被法院扣押无法处理,B公司最终只得向A公司返还预付款。
      二、海事请求保全特有制度—海事强制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海事强制令是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强制措施。其对象限于行为,性质上应属海事行为保全。
    鉴于时间紧迫,笔者综合法律上可能采取的各项措施后,推荐当事人C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强制D公司装船出运。宁波海事法院不同意海事强制令的申请,理由为(1)根据国际贸易术语的规定,FOB下订舱人是买方即国外F公司,而非C公司,尽管其实际参与了确定船期等订舱行为;(2)海事强制令适用范围很窄,通常适用于强制放货、强制放船和强制放单等情形。而C公司申请的是D公司强制装船,但因为D公司仅仅是货代企业,非船舶所有人或控制人,若强制其装船客观上可能实现不了。
     笔者认为尽管FOB是买方订舱,然而本案中卖方即C公司实际上充当了订舱人的角色,即使退一步C公司不是订舱人,也因为C公司与D公司之间存在关于船期、船名的要约和承诺而构成契约关系,故D公司存在违约。但的确考虑到本案海事强制令适用较为勉强,后改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被告的银行账户。这是一招险棋,因为有可能被告在账户冻结后置之不理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而无法实现C公司尽快出货的诉求目的。但幸运地是,财产保全后D公司马上跟C公司取得沟通,承诺并实际履行及时出货,客户因为满足信用证出运条件而收悉了货款。
    律师实务建议
    一、海事措施向出口企业优先推荐适用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下称海事特别程序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海事程序法解释)中规定了海事诉讼中区别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别制度,包括前述提及的船载货物扣押这一海事请求保全制度、海事强制令制度,以及船舶扣押、海事证据保全等,如上海事措施最大的优势在于及时性,即必须在48小时内予以作出;第二,中国海事法院案件处理量相对一般基层法院少且精,海事法院法官因专业处理海事海商纠纷,与专业海事律师之间的法律交流可基本保持一致,从而倾向对出口企业提交申请可及时作出反应,并会对出口企业提出的申请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会尽量安排;第三,通过国内海事措施的采取,可争取案件能够在国内海事法院予以解决,即争取管辖。
前述两案均系涉及信用证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其中案例一中提单倒签构成欺诈,作为买方的A公司有权要求信用证项下货款的止付,然就已支付的20%预付款如何追回,如根据买卖双方合同约定新加坡仲裁,则势必导致漫长仲裁程序、且仲裁裁决即使对A公司有利,A公司如需取回预付款,尚须新加坡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承认并执行;而案例二中信用证因其独立性即独立于主合同之外,无论在C公司与国外买方之间是否就装船期达成一致,在信用证确定的最后装船日期未书面变更之前,C公司如无法安排24日前装船则势必无法收到信用证项下货款。鉴于荷兰公司财务现状,即使后续启动国际诉讼/仲裁程序,C公司在该贸易合同项下的权利同样面临无法得到保障的风险。前述海事保全措施的灵活应运均及时地化解了可能存在的国际贸易纠纷。
    二、海事措施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得以运用的可能性:第一,国际货物运输的海运方式是传统及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运输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国际货运百分之八十通过海运方式进行,这为海事措施的采取提供了前提;第二,海事保全及海事强制令均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由此,案例1中国际贸易双方虽约定新加坡仲裁,但仍可适用海事措施。
    三、海事措施的运用必须符合海事特别程序法及其解释的规定,从而有效实现其价值。
    1. 海事法院管辖的前提是,涉案纠纷必须是海事海商类型的纠纷案件。海事特别程序法第四条规定,海事法院受理当事人因海事侵权纠纷、海商合同纠纷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海事纠纷提起的诉讼。海事程序法解释第一条进一步确认,在海上或者通海水域发生的与船舶或者运输、生产、作业相关的海事侵权纠纷、海尚合同纠纷,以及法律或者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海事纠纷案件由海事法院及其上级人民法院专门管辖。由此,排除了一般民商事纠纷案件。
     2. 海事保全及强制令的适用有其特殊规定。
     1)海事请求是前提。《海事特别程序法》第二十一条明确,只有该条规定的22中海事请求,才可以申请扣押船舶,即请求必须与船舶、海上货物运输等相关联;第四十四条规定,海事请求人为保障其海事请求的实现,可以扣押船载货物。
    案例1中笔者推荐客户选择对《海事法》实务操作更加熟悉的青岛海事法院。且考虑到如果证明涉案货物仍在承运人掌管之下存在难度,但需要适用扣押船载货物的规定,在申请事项中需技巧性地淡化“卸载”字样,而选择“扣押从XX轮卸下的、装于XX集装箱内的货物。”由此排除适用海事诉讼特别法程序上的可能瑕疵,保证扣押船载货物这一海事保全制度有效应用。
    2. 海事强制令适用有限制。《海事特别程序法》第52条规定,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海事强制令,应当向海事纠纷发生地海事法院提出。即海事强制令仅对进口货物适用。

(本网站所载全部文章均系海运法律网律师原创。对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者,本律师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上一篇:如何保证卖方交付一艘干净船
下一篇:一船多卖中的所有权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