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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事海商律师介绍滞箱费即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如何索赔

点击数:23    发布日期:2015-08-17

        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即通常所称的滞箱费是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因货主所属货物占用集装箱时间超出船公司给出的免箱期之外产生的,由作为承运人的船公司向作为货主的托运人或收货人收取的费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滞箱费的责任主体及责任承担依据相对明确。而实践中由于船公司对货物、提单的实际控制,滞箱费产生之后船公司大多数情况下可通过船代向实际办理订舱事宜的货运代理企业即通常所说的一代收取,一代向船公司垫付费用后再向其下家即二代追索,一直追索到其委托人货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项下涉及的主体广泛,以及对代理人作为非运输合同一方主体承担滞箱费的责任依据各法院的判决也均有差异。为此,本章从如下案例入手,着重阐述货运代理企业作为代理人实际垫付滞箱费用之后如何索赔。

       案例1:2011年4月26日,名扬公司委托大鲸公司从宁波出运一批货物,大鲸公司接受委托后,委托宁波太平公司向川崎汽船(中国)有限公司订舱。货物在报关过程中被海关查处,导致涉案集装箱未能及时出运,产生滞箱费。2011年12月26日,大鲸公司在收到太平公司要求付清滞箱费,否则将扣押单据的通知后,向名扬公司出具通知函,建议名扬公司为减少损失而购买涉案集装箱,要求名扬公司在2011年12月31日前支付大鲸公司垫付的滞箱费84760元并书面答复,逾期大鲸公司将全权代表名扬公司购买该集装箱及对货物进行处理。同月30日,名扬公司回函给大鲸公司,声明双方为代理订舱合同关系,滞箱费等项目是运输合同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应由承运人和发货人协商解决,名扬公司无需承担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至于大鲸公司函中所涉集装箱,如名扬公司多次告知大鲸公司的那样,已由海关查处,大鲸公司无权干涉国家司法机关办案,对该箱所负的告知义务,名扬公司已经履行。大鲸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购买集装箱,2011年12月30日向太平公司支付滞箱费人民币84760元及买箱款2900美元,2012年5月16日支付滞箱费用14700元。后大鲸公司与名扬公司就该滞箱及买箱费用协商未果,大鲸公司遂诉至原审法院。
       一审宁波海事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就涉案货物出运订舱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名扬公司委托大鲸公司订舱,涉案集装箱提取后因货物被海关查处,导致未能及时出运而滞箱,滞箱事由产生后名扬公司亦未积极采取减损措施,应当依照交易习惯承担滞箱费。另外,虽大鲸公司就涉案滞箱费与名扬公司有过商讨及函告,并以采取买箱的方式最终制止了滞箱费的继续产生,但大鲸公司作为受托人在履行必要附随义务时仍存在一定的过错。滞箱费属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产生的非正常费用,该费用应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进行承担,本案中,大鲸公司主张的滞箱费是依据船公司的标准进行计算的,但大鲸公司并未与名扬公司就滞箱费问题进行约定,订舱时亦未告知名扬公司其与太平公司或川崎公司有滞箱费按时间加长而累进计算的约定以及约定的标准,对该滞箱费标准也未与上家就其合理性进行商讨减免,且至买箱时计算的滞箱费已经远超该集装箱价值,减损措施不及时。根据双方在本案中的责任和过错,认定名扬公司应对涉案滞箱费承担60%的责任。因大鲸公司已将涉案滞箱费垫付至船公司,名扬公司应将该费用偿付大鲸公司。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案例2:2012年5月,缙云沪东公司(作为货主)委托上海星月公司出运一批价值57600美元的手动式缝纫机到孟加拉国,因货物从宁波港出运,上海星月公司又再行委托宁波亿胜公司代理货物订舱等货物出运相关事宜,并以缙云沪东公司名义出具了托运单等报关出运所需的相关单据。亿胜公司接受委托后通过宁波安普公司向宁波长荣船公司订舱,并委托华捷公司安排报关。2012年5月8日,缙云沪东公司委托出运货物在报关过程中因涉嫌侵犯“蝴蝶牌”商标权被宁波北仑海关查验,2013年2月25日海关法规确权认定侵权,同时移交法制科处理。亿胜公司因货物侵权代为垫付了滞箱费、堆存费、倒箱费等合计人民币124,986元,并依据货运代理关系事实向上海星月公司提起诉讼;后上海星月公司同时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对货主缙云沪东公司的起诉。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亿胜公司与上海星月公司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真实合法,应确认有效。亿胜公司接受委托后,依约履行了货物内部运输、报关、订舱等义务,由此产生的拖车费和报关费应由上海星月公司承担;涉案货物因涉嫌侵权被海关查处,上海星月公司系货物委托人,由此产生的滞箱费、堆存费理应由上海星月公司承担。但认为涉案集装箱在堆场存放近一年,亿胜公司最迟于2013年2月下旬即可归还,但直至同年4月27日才予以还箱,此前其在履行通知星月公司或货主义务上亦存在一定过错,由此产生的滞箱费扩大损失应由原告承担。并最终酌定应由上海星月公司向亿胜公司支付拖车费、堆存费、滞箱费等计85967元及其利息。
       上海星月公司诉缙云沪东公司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由缙云沪东公司承担货物侵权的主要责任和损失,同时认为星月公司作为代理在履行通知义务上亦存在一定过错,认定由星月公司承担人民币1万多元的损失。
       因各方均未提出上诉,案件判决已生效。

       案例3:2012年6月,振华公司分别接受被告阳宇公司、佳能公司和胜王公司(下称三公司)的委托,代为办理三票拼箱货物的订舱、报关等货物出运事宜,起运港中国宁波,目的港土耳其海德帕萨港。振华公司接受委托后向阳明海运公司订舱并将涉案货物全部装入一个集装箱内。报关过程中,北仑海关查验发现涉案货物存在侵权嫌疑遂将涉案货物及集装箱予以扣留。振华公司于2012年8月24日、2013年7月30日向三公司发书面通知,告知扣押事宜并要求处理。涉案集装箱可以从海关处提取的最早时间为2013年7月23日,集装箱自2012年6月17日提箱至2013年11月30日还箱,滞箱费用计算为308100元,并经努力与泛洋公司(一代)协商减免至123240元。因振华公司起诉三公司当时仅支付泛洋公司滞箱费2万元,泛洋公司其后另案起诉振华公司,另案判决由振华公司向泛洋支付滞箱费5万元(理由在于未尽减损、未及时告知),逾期付款违约金、律师费及诉讼费。
       宁波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振华公司系接受三公司委托办理货物出运事宜,集装箱被海关扣留原因在于三公司所委托货物涉嫌侵权所致,理应由三公司偿还振华公司垫付的滞箱费用和办理受托事项产生的其他费用。滞箱费用自2012年6月17日起至2013年7月23日止计算产生滞箱费用230100元,振华公司垫付金额7万元,远低于230100元,予以全额支持。另案支付的违约金等系振华公司在处理委托事务时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造成的损失,也应由三公司承担。鉴于涉案集装箱因三公司所属货物涉嫌侵权被海关扣留,任一公司所属货物涉嫌侵权均可以导致集装箱被扣留,货物的种类、重量和体积等因素并不影响集装箱被扣留的时间长短,且三公司所属货物涉嫌侵权导致的滞箱费金额均高于振华公司主张的滞箱费金额,最终判令由三公司对振华公司垫付费用予以平均分摊。

        案例4:2013年6月,宁波联洋公司委托宁波扬帆公司向川崎汽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KLINE)和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EMC)订舱,其中KLINE 10个20尺集装箱,EMC 11个20尺集装箱,前述两批货物由船公司运至目的港印度后一年多一直无人提领。为减少损失,宁波联洋公司通过买断并申请滞箱费用减免,最终支付EMC滞箱及买断费用计人民币57092.9美元(其中滞箱费用按船公司标准后的0.5折支付、买箱费用30990美元);支付KLINE滞箱费(滞箱费用按标准计算后减免至三折,同时该费用中已包含买断费用)60282美元。因扬帆公司不予支付前述垫付费用,联洋公司向法院起诉并冻结扬帆公司账户。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联洋公司与扬帆公司之间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其中就向EMC垫付的滞箱和买箱费用,案涉有11个20尺集装箱,残值在2100到3260美元之间,或低于或大致相当于被告自认的相同规格集装箱购置价,未有明显不合理。主张的滞箱费用经核算大致相当于集装箱自免箱期满后超期使用35天产生的正常滞箱费,虽联洋公司在买断集装箱进行减损时间上存在一定迟延,但所垫付费用基本合理,最终判决认定联洋公司已尽最大减损义务,全部支持了联洋公司所主张垫付给EMC船公司的滞箱费及目的港费用;就向KLINE垫付的滞箱费用(已包含买箱费用),经核算认定未有明显不合理,但涉案货物于2013年6月25日到港,而船公司滞箱费计算至2014年7月15日,时间达一年之久,联洋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支付涉案货物到付运费,至少在这个时间点应当有理由预见到收货人弃货,及时通知扬帆公司采取减损措施,联洋公司在货到港后存在怠于履行通知及减损义务,鉴于联洋公司对滞箱费申请减免至三折,已尽一定减损义务,同时考虑到货代企业与船公司的交涉难度,酌定联洋公司承担10%的滞箱费用,并最终支持其主张的垫付KLINE船公司90%比例的滞箱费用及全额目的港费用。

一、向谁主张?

      货运代理企业作为代理人在实际垫付滞箱费用之后的索赔向谁提出的关键在于确定与其订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相对方主体。
      1. 货运代理合同界定的法律依据:货运代理合同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目前,审理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审判实践中,对货运代理合同的法律适用,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执行,即在《合同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合同法》分则中与货运代理合同最相类似的“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时,需注意的是,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争议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关系,不涉及委托人与第三人、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7日公布、2012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货代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而实践中除简单的委托人与受托人签署代理合同这一情形外,尚存在受托人接受委托后部分转委托情形,对此,《货代规定》第五条“委托人与货运代理企业约定了转委托权限,当事人就权限范围内的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没有约定转委托权限,货运代理企业或第三人以委托人知道货运代理企业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转委托或者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处理而未表示反对为由,主张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委托人的行为明确表示其接受转委托的除外。”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上海高院解答”)第八条关于“受托人将货运代理实务全部或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处理时,如何认定委托人、受托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解答如下:依据《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受托人将货运代理事务全部或部分转委托第三人处理,经委托人同意的,委托人和第三人直接成立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委托人与受托人、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成立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
       2. 审判实践中的代理关系认定: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中,除非能够证明转委托经同意这一事实,否则均按照独立法律关系认定。案例1中存在名扬公司、大鲸公司、太平公司、川崎汽船(中国)有限公司以及实际货主即名扬公司抗辩的所谓适格被告,案例2中同样存在亿胜公司、星月公司、缙云沪东公司、安普公司、长荣船公司;而案例3中因为是拼箱货,涉及侵权的有三家货主、委托主体阳宇公司、佳能公司和胜王公司、振华公司、泛洋公司等等。案例1中的大鲸公司,案例2中的亿胜公司、星月公司,案例3中的振华公司均系在垫付滞箱费用之后向其委托方主张,依据是代理合同项下,因处理代理事务产生的结果应由被代理人承负。案例1中实际与大鲸公司建立代理关系的主体系名扬公司各方均无异议,名扬公司抗辩点在于滞箱费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产生费用,应由其委托人及实际货主承担;案例2亿胜公司诉星月公司这一纠纷诉讼过程中,星月公司也抗辩缙云沪东公司是滞箱费的责任承担主体,要求追加缙云沪东作为共同被告。对此,宁波海事法院释明涉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纠纷,因缙云沪东与亿胜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代理法律关系,且并无任何证据显示转委托经同意这一事实,因此建议星月公司另案起诉缙云沪东。案例3如是,因此,法院最终按照独立代理法律关系并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定由名扬公司对大鲸公司,星月公司对亿胜公司、缙云沪东对星月公司,阳宇公司、佳能公司和胜王公司对振华公司分别承担被代理人的法律责任。
       3. 代理关系认定证据技巧及律师实务建议: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认定并非如一般合同纠纷签署有相对正式的书面合同,或者即使没有书面协议,法律关系发生相对方主体相对确定,合同相对方识别也相对简单。但货运代理法律关系中,因货运代理企业之间一般均通过QQ、电话往来,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且如前所述代理法律关系实际所涉主体繁多,如何确定代理合同对应相对方并据此确定诉讼的对象显得尤为关键。
       案例2中亿胜公司虽然系接受星月公司的委托,但是包括托运单在内的所有单据均未显示任何有关上海星月公司主体身份的信息,仅有的一份证据即A公司业务员与星月公司业务员之间的QQ聊天记录;而直接起诉货主虽有托运单,但亿胜公司并非直接接受货主委托,法律依据不足;案例3中海关出具文件均系以实际货主为抬头,而三被告除向振华公司出具过未经盖章的货物明细单外,并无其余直接证据证明存在所谓的委托事实。作为主张滞箱费主体一方的代理律师,笔者通过综合审查案涉全部证据材料,最终给当事人的建议均是立足于委托关系本身,向法院还原层层委托事实,最终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确定被告主体的实务建议:一是审查全部证据材料并综合当事人陈述,找到代理关系层层委托中所涉各方主体及主体间的关联,找到作为原告主体所对应的代理合同相对方以及其他可能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二是在确定被告主体之后的证据补强,如对QQ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书面证据进行公证以保全证据;对托单、报关单、装箱单、提单等处理代理事宜中可能涉及的相关单据予以搜集,审查各单据之间的关联并明确各主体不一致及其中关联,尤其是各单据与QQ、邮件所涉内容重合部分予以重点关注;三是作为代理主体的货运代理企业必须固定委托人,本文案案例1中名扬公司本非最终货物所有权人,其作为代理人即使向大鲸公司支付应由其承担的滞箱费用,也有权向最终的货物所有权人予以主张,但因其在接受实际货主委托当时并未查明委托人身份,待起诉当时已无法找到实际货主,从而只能由其自身承担责任。
       根据笔者多年货代纠纷处理经验,法院审查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倾向于结合全案证据以及各方陈述作出的综合认定,因此,货代企业在处理代理业务过程中书面材料的保留非常关键,而现有证据条件下各证据之间的关联及贯穿同样重要。案例2因聊天记录中就上海星月公司与亿胜公司有关涉案货物订舱、货物侵权以及对应货主等内容与庭审查实的实际履行事实和亿胜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均能够一一对应,星月公司无法否认。

二、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业务过程中的义务,以及承担责任的基础

      《货代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认定货运代理企业因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与委托人之间形成代理、运输、仓储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分别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纠纷而言,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关于代理的规定。
委托代理的本质在于代理效果直接归属被代理人,货运代理企业作为代理人角色垫付的滞箱费理应由其委托人即被代理人承担为原则,上海高院解答第十八条明确“受托人为处理货运代理事务而垫付的必要费用,即使事先未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委托人也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但委托人提出相反证据的除外”。但作为受托人的货运代理企业,在具体处理处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必须尽到:
       1. 谨慎、及时告知的善良管理人的一般注意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上货运代理合同规定》等所要求的特定义务,否则存在承担因其未尽职责导致的相应责任的风险。前述案例中关于垫付的滞箱费金额各方争议很大,争议点即在于作为受托方主体是否尽告知义务、是否及时止损。作为一代、二代的货运代理企业在遇到目的港无人提货、货物因侵权等原因被海关查处等情形下(即货主怠于处理货物时),虽然不具有处置货物的实体权利,但应当货物查验或无人提货当时第一时间向货主或其他委托人告知货物的具体情况、告知可以采取的减损措施如可否买箱止损及减损措施如何操作、并告知未及时处理可能产生的后果;如可能产生滞箱费等相关扩大费用,应当告知实际可能产生的费用项目、滞箱费费率标准及截止时间内的金额;定期汇报并在已可采取替代措施、货物已可领取等关键节点与委托人积极沟通,不能因委托人不理睬或不处理货物而放任损失产生及扩大。案例3中振华公司支付滞箱费用全额支持的关键之一即在于在集装箱被海关查扣之后的每一个环节均已书面形式向受托人予以告知。
       2. 及时止损和减损义务。当滞箱费和港杂费等费用产生并持续发生时,如果委托人/货主在收到通知后不予理睬甚至明确不予处理,货代企业及时应采取包括买箱止损、将货物放至仓库等可替代方式。而当滞箱费等损失已经发生,因滞箱费随时间累加且因时间经过滞箱费用按照船公司计算标准往往会超过集装箱本身价值,对此,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滞箱费在什么范围内系合理,但根据审判实践,申请船公司给予滞箱费用的减免是代理公司应尽到的减损义务,滞箱费用如已减免至低于集装箱本身价值之内,且不存在明显的代理过错,法院给予支持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法院对滞箱费索赔案件是否支持的最大考量因素是货代企业是否尽到最大减损义务,即使在履行通知义务上存在不足。如前述案例4中涉及的EMC滞箱费索赔事宜,作为货运代理企业原告仅仅履行了一次告知义务即2013年10月向委托人告知了目的港无人提货以及相关费用数额,但直到2014年8月才向船公司买断集装箱并最终终止滞箱费增长。法官认为就原告止损时间及通知义务形式看,未尽到代理人谨慎、勤勉的通知义务,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未尽到及时通知、止损义务所扩大产生的损失。原告实际垫付的滞箱费大致相当于一个集装箱在目的港超期使用35天左右所正常产生的费用数额,集装箱残值亦未超过一个新箱价格,原告已尽到最大减损义务。

       律师实务建议:无论是告知义务还是减损义务,法院在判断货运代理企业作为代理人是否承担代理责任的关键在于确定代理企业在处理代理事项过程中是否尽到代理职责、是否存在过错导致损失。当然代理职责的履行过程应以书面形式(邮件、QQ、书面函件等)予以固定,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均应书面催告,这是法院判断原告是否尽到告知义务以及被告怠于履行义务的关键证据。

三、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中,货运代理企业所垫付滞箱费用的合理性审查标准

       滞箱费作为用箱人超期使用集装箱所产生的费用,在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最易产生的环节一是起运港报关,货物被海关审查涉嫌侵权扣货所致;二是目的港无人提货所致。审判实践中,法院判断代理企业垫付滞箱费用是否全额支持或者仅支持比例程度除审查代理职责和代理过错外,已垫付滞箱费用是否合理也是法院审查的关键点之一。
       关于滞箱费用是否合理的标准,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判断不一,基本有如下标准:一是判决支持的滞箱费金额不应超过购置一个新的集装箱应当支付的费用,如(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245号长荣海运(英国)有限公司与东阳市德进塑胶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上海海事法院明确“本院认为,本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以一个同类型集装箱的新箱价30000元人民币为限较为合理”;二是按照集装箱投入流转运营过程中实际应当取得的收益;三是考虑到滞箱费具有的违约惩罚性质,参照前述一、二标准上浮一定比例,如按重新购置1-2个集装箱价值、运营收益的1-2倍计算确定。
       如上所谓滞箱费的合理标准,笔者认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船公司作为集装箱拥有主体,最终系由其实际处理集装箱并收取滞箱费用,且滞箱费率标准均由船公司单方制定并公布在其网站之内,在此前提下,作为最终支付主体的货主抗辩主张船公司收取的滞箱费用存在不合理之处,抗辩有理。而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中,货运代理企业并非最终收取或者承担滞箱费用主体,其作为代理人在尽到代理职责并不存在所谓代理过错前提下,法院以滞箱费不能超过合理标准为由判决垫付费用后的货运代理企业承担一定比例的滞箱费用没有任何依据,也与代理本质不符。
       所幸的是我们看到,审判实践中法院最终所支持的滞箱费用是一个证据博弈及衡平的过程,判决结果如引例中所述大多是在代理职责履行并减损义务审查前提下,参照滞箱费金额与前述标准之间的差距综合判断后作出。而且司法实践法院对滞箱费支持的趋势来看,法院越来越倾向于还原代理本质,审查代理职责履行是否到位、减损措施是否及时有效。滞箱费的合理支持额度大多时间被放在认定代理企业减损措施是否到位方面予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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